157 2024年10月，一则短视频席卷网络：四川凉山男孩小辉因“哥哥考上北大”而辍学卖苹果，其“懂事背苹果”“捡拾玉米粒节约粮食”的形象引发全网同情。博主“我叫牛一群”以“助农”名义发起直播带货，评论区涌动着“心疼”“购买支持”的声浪。然而两天后，官方调查揭开残酷真相——男孩厌学辍学属实，但“北大哥哥”“贫困辍学”纯属虚构；玉米粒是道具，背篓苹果仅表层为真；男孩每日收取200元演出费，整个故事竟是精心编排的流量剧本。这不是孤例，同期“正餐奉母”事件同样经历反转：所谓“孝子喂病母吃饭”的男孩实为智力障碍儿童，吃剩饭行为被恶意剪辑嫁接为“孝心”。这些事件共同撕开了“卖惨营销”的产业黑幕，更将儿童沦为流量工具的危机推向公众视野。
虚假人设与利益链条的合谋
儿童成为商业剧本的“工具人”
在凉山男孩事件中，虚假叙事存在精密分工。博主设计“贫困辍学+北大哥哥”的冲突剧本，利用“教育公平”“寒门困境”的社会痛点制造共情；道具组准备玉米粒和伪装苹果篓；当地男孩小辉则以日薪200元成为演员。这种模式已成产业链——部分家长主动将孩子包装成“孝子”“神童”，通过危险烹饪、大胃王吃播等场景博眼球。如3岁女童踩椅持刀切菜的“孝心做饭”视频，实为母亲康复后联合爷爷带货的摆拍。这些内容最终导向商业化变现：凉山博主橱窗迅速上线“盐源苹果”，同一店铺在关联账号“一群牛”同步推销，价格达21.9-54.9元/5-8斤，远高于当地批发价。
监管滞后助长灰色地带
尽管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》明确禁止“虚构‘扶贫’‘助农’场景诱导消费”，但实践中违法成本极低。凉山虽表态“坚决打击卖惨营销”，但事前监管仍依赖平台自查。更隐蔽的是利用儿童信息差规避审查：智力障碍男孩的“孝心”视频因无法自辩而长期传播；家长则以“记录成长”为名行商业之实，如某母亲声称拍摄危险烹饪视频是“未来送给孩子的礼物”。平台算法则成为帮凶，优先推荐情感冲击力强的儿童内容，形成“卖惨-流量-变现”的正反馈。
儿童权益的多重侵害
身心健康与人格尊严的践踏
虚假表演直接伤害儿童发展权。凉山男孩小辉实际处于镇干部多次劝导仍拒学的状态，而演出行为进一步强化其脱离教育环境的倾向。更极端的案例中，儿童身体成为牟利工具：3岁女孩佩琪被父母喂至70斤做吃播，致关节承重异常；四川男孩在12.5米高空无保护走钢丝，父亲却称“关注多不是坏事”。这些行为违反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》第二十二条关于“禁止诱导未成年人实施危险行为”的规定，更侵犯儿童健康权。
隐私剥削与数字身份异化
当儿童被冠以“凉山孝子”“天才厨童”等标签，其已被虚拟人设覆盖。智力障碍男孩的吃剩饭行为被曲解为“孝道”，实际剥夺其作为残疾儿童应受特殊保护的主体性。在数据层面，儿童信息遭过度采集：美国COPPA法案处罚案例显示，Musical.ly（TikTok前身）违规收集24.5万儿童地理位置、通讯录信息，致其暴露在恋童癖接触风险中。我国《儿童个人络保护规定》虽要求“监护人同意”，但实践中存在“识别难”“验证难”“监护缺位”三重障碍。
监管困境与治理难点
法律责任主体模糊
当家长成为“啃小族”主导者时，传统监护制度陷入悖论。根据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，监护人严重损害儿童权益时可被撤销资格，但司法实践中因“拍摄视频”剥夺监护权的案例极少。平台常以“用户自发内容”为由推诿责任。例如YouTube曾辩称儿童频道由第三方运营，但FTC调查证实其通过定向广告获利，最终处以1.7亿美元罚款。我国《条例》虽要求平台对“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”者建立独立监督机构，但具体认定标准尚未明确。
技术识别与年龄验证漏洞
当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面临核心矛盾：强认证伤及隐私，弱认证流于形式。凉山事件中，博主以“偶遇”为名规避儿童出镜审核；而欧盟COPPA合规实践显示，即使设置年龄门槛（如法国15岁），儿童仍可通过虚假生日注册。更复杂的是跨平台导流：诈骗团伙诱骗未成年人脱离游戏监管平台，转至第三方社交软件实施财产侵害。2025年新上线的“未成年人模式”试图通过终端-应用-商店三方联动破解此困局，但其效果仍需观察。
构建协同保护体系的路径
强化平台全链条责任
网络治理需压实平台主体责任。技术上，应落实《条例》第二十六条要求，通过“AI识别+人工审核”建立儿童敏感内容库，如自动标记危险动作、虚假贫困场景。经济激励上，可参照FTC对Google的处罚案例，要求平台将儿童频道广告收益转入保护基金。在内容池建设方面，“未成年人模式”已尝试分龄推荐机制（如6-12岁内容需通过教育部门认证），但需防范“适龄内容”低智化倾向。
推动家庭-学校-社区共治
破解“啃小族”需重塑监护理念。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禁止“利用未成年人从事违背公德活动”，基层可建立家长网络素养学校，剖析凉山男孩等案例警示功利化拍摄的危害。学校教育则应强化媒介批判能力，如引导学生识别“卖惨视频”的剪辑痕迹（如凉山事件中苹果篓底填充口袋的穿帮细节）。社区需重点监测困境儿童，如为残疾儿童、留守儿童建立数字档案，避免其被不当利用。
结论：从流量争夺到儿童本位
凉山男孩与“正餐奉母”事件的两次反转，揭露了儿童沦为商业道具的残酷现实：在“卖惨营销”产业链中，贫困、残疾、厌学等真实社会问题被简化为猎奇标签，儿童成为可租赁的表演工具，公众善意被转化为超额利润。这类事件侵蚀的不仅是网络诚信体系，更是对未成年人发展权、健康权、受教育权的系统性侵害。
破解困局需回归“儿童利益最大化”原则。法律层面应加速出台《条例》配套细则，明确“儿童演员”商业拍摄的许可边界与监护权撤销阈值；技术治理可借力“未成年人模式”的软硬件协同框架，通过分龄防护机制阻断儿童影像的病毒式传播；文化层面则需解构“苦难崇拜”叙事，让凉山真正的助农成果——如“盐源苹果”年销万吨的电商经验——取代虚假悲情。唯有将儿童从流量工具复归为权利主体，方能在清朗网络空间中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真实童年。
